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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输出的成本及收入汇总分析

    劳务输出行为发生的根本或首要动因是经济利益,是建立在对劳务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的。
    (一)劳务输出成本
    劳务输出成本包括许多方面,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而形成的机会成本,也有在务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同时还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而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另外还有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亲情成本和心理成本。亲情成本是指因与家人分离而造成的物质的、精神的损伤和负担,例如老人、小孩失去照顾遭受的损伤和增加的负担。心理成本主要是指由于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所造成的 劳务经济在外务工的心理负担。这种成本是无形的,但确实是存在的,在主要方面是可以测算的。并且这一成本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劳务输出的直接成本
    作为由劳务输出引起的花费,直接成本具体由输出费用和生存费用两部分构成。
    输出费用(输出成本)指异地输出形成的交通费、职业介绍信息费和变卖旧房屋、购置新住宅带来的损失费用等。当然,如果是二元经济,政府基于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考虑强行收取“入门费”等,自然也记入直接成本之列。如果把办证费用在全年收入中平摊,也许不算高,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办证费一般都是在转移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前就已经支付了。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不能够找到工作返乡,这就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况且向转移者收取名目繁多的办证费本身就不是~种合理的政策行为。
    生存费用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不过,它并非外出者(进城者)在转入地再生产劳动力必需的全部费用,而是新旧环境中再生产同质量劳动力两种必要费用之间的差额。扣除一部分费用的原因在于,即使劳动力不转移出农村,而是在原地工作、生活,同样需要消费,也必须花费一定生活费用。把新旧环境中再生产同质量劳动力两种必要费用之间的差额计算为农民异地就业的成本,是因为这种消费差额不仅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是由他在异地工作而引起的。例如,房租、新购置的生活用品、比农村消费更高的伙食费、小孩“借读”的教育费、就业的培训费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家庭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直接成本的数额越大,劳务输出的动力就会越弱。
  2.劳务输出的机会成本
  按照机会成本的定义,劳务输出的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异地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就业地能够获得的收人。机会成本越大,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务农或者从事非农生产所获收入越高。如果由于劳务输出的机会成本过高而导致劳务输出的收入不能够超过总成本时,甚至也不能超过机会成本时,那么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则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
    但是,农民在原就业地或者家乡放弃的收入具体指哪些收入,如何计算?目前,社会各界的理解很不相同。不少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或者接近于0,所以即使农民工不外出,在家也无法就业,没有收入,因此,其异地就业的机会成本等于0,或者说接近于0。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是:尽管农村劳动力总体过剩,但是进一步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队伍的内部结构不难看出,转移的劳动力恰好是农村劳动力中最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从其接受的教育来看,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水平。从其所处的年龄阶段来看,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最具有生产性的青壮年时期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整体农村劳动力在这一年龄阶段所占的比重。因而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都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最急需的劳动力,而非过剩的部分。他们之所以转移,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加入农村劳动力队伍,挣得与家人或其他务农者同样多的收入,而是因为他的加入会使家人或者其他人成为过剩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即使挣得这样的收入,他也不满意。换言之,他是不满意在家乡的收人,他对自己抱有更大的收入预期,他认为如果自己外出将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也就说明了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因而我们在计算他们转移的机会成本时,就必须考虑其在农村务农以及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所获收入。
  3.劳务输出成本分析
  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对成本和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人们是否迁移的基本动因,也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合理决策过程。唠动力流动成本包括与迁移有关的直接成本、流动和寻找工作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以及特定地点资产的放弃和心理成本等。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户籍制度不科学,劳动力尚不具备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加之具体制度和管理体制的缺陷致使劳务输出成本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
    就业成本偏高。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除了携带身份证外,还须有计划生育证明、外出务工证明、技术专长证明等供流入地管理部门和企业查验,他们在开具这些证明时需支付不少费用。不少地方还向社区组织交纳“治安管理费”、“卫生费”等非常规收费。如果从事服装加工、小修理、贩卖肉菜等还需承担超过户籍人口的税负和名目繁多的收费。另一方面,外来劳动者一般能吃苦、易管理,收入低于本地户籍同类劳动者。即使显性收入不明显偏低,也由于没有各种与户籍有关的补贴、劳保、公费医疗、养老金等福利,就业成本也高得多。从制度经济学分析,农村外出务工者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以牺牲未来利益(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为代价换取目前的异地就业权。
    生存成本偏高。主要表现在:一是生存费用高。农村外出务工者在住房、水、电、煤等方面支出,尤其是昂贵的房租花去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二是生存质量低。为了减少居住等方面的支出,有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将居住水平压低到了近乎非人道的状态,饮食、卫生等方面条件也较差。三是生存负担重。最突出的是农村外出务工者子女的教育费用高出户籍人口许多。各种费用不仅加重了外来人口的生存负担,还将这一负担转嫁给下一代,致使不少农村外出务工者子女处于失学、半失学状态。
    交通成本偏高。一方面农村外出务工者职业一般不够稳定,工作流动性大,导致交通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在春节期间返乡费用过高,不仅要承受过度交通拥挤造成的身心困苦,而且往往要承受运价上涨或“黑市票”的经济压力。
    心理成本偏高。由于体制的限制,大量农村外出务工者还不能实现彻底的迁移,难以融人当地社会,不能完全享受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加上社会习俗和传统排外观念影响,他们要承受一种非经济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闲暇和与家人亲友的团聚、互助和感情交流,打工者和留守者双方心理上都忍受着某种程度的孤寂和伤感。此外,由于长期处于动态流动之中,既无安全感、又无法作长久居住的打算和安排,更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情感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行为,容易导致冲突,甚至会因心理不平衡而诱发犯罪,最终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代价表现出来。
    风险成本偏高。农村外出务工者既缺少输出地的土地和亲朋等基本保障,又缺少输入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组织等基本保障,因而风险成本较高。表现在:一是失业风险增大,且一旦失业又不属于“再就业工程”范围而使再就业难度加大。二是伤病风险增大。他们一般生活条件差,加上多从事脏重苦险累活,生理上受损害机会较大。同时工伤、车祸等事故发生概率也大得多,还容易成为犯罪力量侵害的对象。三是劳动过程风险增大,劳动条件差、工时长、拖欠克扣工资、工伤事故频繁等都加大了风险发生的可能。
    偏高的流动成本将产生一系列后果,一是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二是不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碍于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三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四是不利于劳动者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才华,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劳务输出收入
    劳务输出收入可以分为毛收入、纯收入和经济收入。毛收入是指农村转移劳动力因其付出的劳动而直接从雇主那里获得的收入,这个收入没有扣除掉各种成本支出。纯收入是指扣除掉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关的各种成本后的净收入,扣除的成本包括生活费支出以及在转移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等。经济收入是在纯收入的基础上扣除掉在家乡务农以及在所在乡镇范围内从事非农行业所获收入的机会成本后的收入。考察劳务输出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为了研究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机会成本在其进行输出决策中发挥的作用。
    1.不同务工地区的收入比较
    一般来讲,发达地区因其工业发展程度高,就业机会较多,工资水平也相对高于不发达地区。所以,水涨船高,农村劳动力在当地的务工收入也就相对较高,较高的相对收入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该地区务工。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边缘省区(如新疆)务工因距离家乡较远,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等差别都较大,而要比在内陆省份务工承担更多的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心理成本,故尽管有较高务工收入也表现出较低的输出率。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也可以观察到一般到远距离省份务工,很少有盲目输出的,而且在远距离省区都有亲戚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了尽管说经济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务工地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但除此之外,其他的诸如社会网络等能够降低其输出成本的因素,以及因远距离务工而带来的亲情成本、心理成本等,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输出成本支出和生活费支出都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但是发达地区更高的务工收入在弥补了较高的成本支出后仍然较之在其他地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务工纯收入。这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到发达地区务工的根本动力。
    从我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来讲,输出率最高的为中部,其次为东部,最低的是西部。中部地区较低的收入水平为其外出务工提供了较高的动力,同时与经济发达地区相邻的地理优势降低了其输出成本,从而使其输出率最高,东部地区发达的城镇的生活方式以及较高的务工收入吸引了该地区虽然有着最低的收入差距,但是较高的输出成本以及很多农村劳动力没有能力支付较高的输出成本而无法实现转移,从而表现出最低的输出率。
    2.不同务工行业的收入比较
    据调查,在不考虑输出成本等因素的前提下,经商收入水平最高,其次是在工厂务工的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收入最低的是建筑行业。但在扣除了各种输出费用和生活支出费用后的纯收入发生了变化,收入最高的变成了从事保姆工作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经商为第二位,进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排在了第三位。收入水平的位次之所以发生变化,在工厂务工的拖欠工资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工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比从事保姆工作的进城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生活费支出。
    如果单从收入水平上看,具有最高收入水平(无论是纯收入还是毛收入)的行业,都不是农村劳动力务工最多的行业,收入水平最低的行业也不是农村务工人员最少的行业。这是因为经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不纯粹是其劳动力所得,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资本收入。从事经商并不是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能进入的,因为他还需要一定的资本金,从而就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经商行业的门槛。而从事保姆行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一些年轻女性,并且很多女保姆是在亲属的介绍下或者是在具有亲属关系的城里人家庭里做保姆的,从而就限制了在此行业就业的人数以及增加了在此行业务工的成本支出。从事餐饮行业的农村劳动力也比建筑行业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高,但是,在餐饮行业务工的要么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餐馆做服务员,要么是年龄较大但有相关技能的农村劳动力。而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25~45岁的农村劳动力,且具有专业技能的占很少的比例。因而,虽然有很多行业具有较高的收人,但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特征以及行业的特征限制了他们对务工行业的选择,致使具有较高务工收入的行业不能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人。收人与风险成本成正比,一些危险、有毒的行业,收人较高,但风险成本也高。
  3.不同文化程度的收入比较
  无论就农村劳动力的务工纯收入还是经济收入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都会获得较高的务工收入,其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远远大于较低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即使不转移出去,在家乡也能获得较高的非农收入或者务农收入。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即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很高,如果他们不能够承担起这项投资的费用仍然无法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也就无法提高他们的务工收入水平。更何况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受城市务工政策的歧视而造成不能与城市职工享受同工同酬,使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对较低,从而影响提高农村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4.不同年龄段的收入比较
  中青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占绝对多数。年龄在20~45岁外出的劳动力占调查样本中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85%,中青年农村劳动力占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按照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这个阶段的农村劳动力的务工收入,尤其是纯收入也应该是最高的。在20~45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无论是毛收入还是纯收入,都远远高于在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务工收入。较高的外出务工收入刺激了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以及在本地非农行业的就业机会,奔向城市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务输出其实就是由在城市务工收入、输出成本以及对成本的支付能力这三个变量来决定的。首先,当输出的预期收入大于其输出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时,农村劳动力有输出的意愿。其次,如果农村劳动力有能力支付在输出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支出,那么他就能够实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输出不仅仅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引力,也受其输出成本支付能力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一部分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有外出打工的意愿,但没有劳务输出成本支付能力,难以实现进城务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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